正如联合国难民署(United Nations Refugee Agency)在9月上旬警告的那样，试图抵达欧洲的难民的死亡率已经上升。考虑到试图穿越边境的人数已经减少，这听起来更加残酷。

2018年1月至7月，穿越地中海中部前往欧洲的难民中，每18人就有1人死亡。这一数字是2017年同一时期的两倍多，当时每42名试图穿越边境的难民和移民中就有1人死亡。

今年夏天，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和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爆出丑闻，这两家机构都被控实行零容忍政策，并将非法移民子女与父母分开。自2017年1月以来，每年因移民而被捕的人数激增，从2016年的110,568人增至2017年的143,470人。

虽然“难民危机”这个术语是2015年引爆的,但大规模移民的问题是21世纪的一个核心议题。考虑到大量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危机——从叙利亚到委内瑞拉, 包括科学家预测的全球气候移民危机，考虑到一个像样的移民政策的重要性和难度，我们能否依靠分布式账本技术来更好的应对这个问题？事实上,这是完全可以的。

如果你流离失所或逃离战争、恐怖或饥饿，首先可能出现的问题是证件丢失。难民在紧急逃离和前往庇护国途中，可能会没有护照、没有财产权益或文凭，也缺乏安全保障。这反过来导致了在确认和接受他们进入新家园的官僚程序中出现问题和拖延。正如挪威难民委员会(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的研究发现，70%的叙利亚难民缺乏基本的身份证明和财产所有权证明。

难民接收国当然有责任。因为面对非凡难民，他们无法获得必需要处理的至关重要的新信息,移民局不能获得他/她的健康状况信息,家庭关系或犯罪记录,或验证其他重要数据,帮助他们做出一个决定。不消说，这可能导致难民身份被经济移民、嫌疑犯，甚至导致大规模流离失所的战争罪犯利用。

不仅仅只有政府机构需要处理个人文件，在获得避难或签发新护照后，问题可能会变得更糟。由于不太受人道主义情怀的约束，企业可能对文件验证有更严格的要求。即使是一个本土专业人士也很难找到一份高质量、高收入的工作，但对难民来说，无法出示文凭几乎让他们难以获得工作机会——无论他们真正的技能和职业经验如何。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们这个高度官僚化世界中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公共医疗援助到银行信贷，缺乏必要的文件使难民处于被排斥的地位，并将他们推到其他传统结构- -基于种族或宗教-的情况下获得一些补偿和援助。这种结果很难被被称为成功的融合。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数据安全。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建立的智能生物识别系统的支持下，难民的个人身份被谨慎地重新确立。难民专员办事处登记了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并将这些记录保存在数据库中。但有证据表明，这样的中心化系统很容易受到攻击。正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网站上的一份报告指出的那样，印度庞大的生物特征数据库和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人口数据库Aadhaar已经遭受了严重的入侵。去年，有人指控说，这些数据在互联网上仅以8美元的价格出售。

一个新国家的合法移民和寻求庇护者所面临的问题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即使难民带着所有必要的文件而来，也会面临很多难以应付的问题。尽管各国、跨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ngo)提供了大量资金并给予关注，但管理和资金问题仍然是移民政策的一个严重缺陷。

在等待东道国的决定时，难民们要在难民营和收容中心度过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在那里他们往往缺乏基本的舒适甚至安全也无法保障。一轮又一轮的面试、文件和上诉程序将他们与新生活分开，他们无法避免系统内的失败和无效沟通。“统计上罕见”错误的代价是一个个人的命运。

货币分配是另一项基本的官僚活动，这里存在着很高的错误和渎职风险，出错的代价高得惊人。总部位于布里斯托尔的发展倡议(Development initiative)的研究人员估计，2011年捐赠国报告的1000多亿美元双边官方发展援助中，至少有220亿美元从未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些钱被用于捐助国的活动，或用于取消或重新安排债务。《卫报》在其关于叙利亚危机期间希腊难民营效率的报告中援引了一位匿名的高级援助官员的估计，每100美元的花费中就有70美元被浪费掉了。

在其2017年的报告中，人权观察警告称，捐赠资金缺乏透明度，特别是在为至少160万叙利亚学龄儿童提供教育机会方面。非政府组织耗用的资金达数亿美元，并强调了主要问题：其中包括缺乏关于捐助者正在资助的项目及其时间的信息;捐助者缺乏一致、详细和及时的报告。

芬兰，一个拥有550万人口的国家，无法接纳大量的难民。2018年，它设定了750人的配额，主要来自叙利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比邻国瑞典要少得多，瑞典承诺接收3400名难民。然而，这个国家在移民政策中使用有效技术方面树立了一个全球榜样:它使用区块链帮助新移民更快地自立。

三年来，芬兰移民局一直在向寻求庇护者提供预付费万事达卡，而不是传统的现金支付方式。如今，该项目已有数千名活跃持卡人。该卡与存储在区块链上的唯一数字身份连接。该系统由总部位于赫尔辛基的初创企业莫尼(MONI)开发，为每个参与者保留了一个完全类似银行账户的系统。

人们可以用他们的账户支付账单、购物或领取薪水。每个事务都记录在由分布式网络维护的公共数据库中。这使得移民局能够追踪持卡人及其消费情况。对于移民来说，MONI账户意味着一种简单易用的银行工具，以及向雇主核实身份的永久能力。

在2018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亿万富翁投资者兼慈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透露，他的机构已经在移民政策中使用了区块链，索罗斯没有透露这一实施的细节，也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尽管亿万富翁们对自己的善行保密，但联合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移民援助的主要国际力量——已经加快了采用区块链技术的步伐。

2017年，埃森哲(Accenture)和微软(Microsoft Corp.)联手使用区块链技术建立了一个数字ID网络，作为部分由联合国支持的项目，这个网络可以在没有官方文件的情况下，为全球11亿人提供合法身份证明。这两家公司在ID2020年第二次峰会期间公布了该网络的协议框架。

该工具的目标是将生物特征数据(指纹或虹膜扫描)存储在区块链上，从而帮助个人证明自己的身份，即使在失去纸质文件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该平台还将连接现有的保存记录系统的商业和公共实体。埃森哲(Accenture)金融服务业务董事总经理戴维•迪特(David Treat)甚至表示，这种数字身份将是一项“基本人权”: 没有身份，你就无法获得教育、金融服务和医疗保健等等，你被剥夺了权利，被社会边缘化。

联合国对区块链并不陌生。这个跨国机构举办了一系列关于创新技术的公开活动，并于2018年7月成立了“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明确将区块链技术列入议程。今年5月初，该公司与区块链平台IOTA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MOU)，探讨该技术如何提高效率。

该组织还负责实施以太坊区块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项慈善事业。2017年5月，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通过向数千名叙利亚难民发放了可在加密市场中兑现的基于加密货币的代金券。据说，该试点项目仅为1万名叙利亚难民提供服务，就能每月为该机构节省15万美元，同时免除98%的银行相关转帐费用。

2018年2月，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主任罗伯特•奥普(Robert Opp)向彭博社(Bloomberg)表示，联合国将扩大区块链支付系统。该机构希望通过切换到基于以太坊网络的分布式账簿来削减数百万美元的银行转帐费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官方网站提到，截至2018年1月，居住在难民营的10万多人通过该系统获得了援助。该项目的下一阶段将扩大到所有在约旦接受世界粮食计划署支持的50万叙利亚难民。

还有其他至少6个联合国机构——包括联合国项目服务办公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妇女机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和联合国发展集团(UNDG)——目前正在考虑采用区块链应用程序，来帮助支持国际援助,特别是供应链管理工具,支付审计、身份管理和数据存储。

当然，区块链不能解决移民政策所面临的所有政治问题。它只是一种技术工具——尽管是一种非常雄心勃勃的工具——它不会教会仇外者同情，也不会保证难民成功融入文化，或创造高薪、有意义、有社会保障的职位。它对政策有用，但不能代替政治意愿。

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忽略区块链向东道国和人道主义机构提供的控制程度的争议性。分类帐技术(DLT)以其神秘无政府主义和密码学朋克的根源而自豪，并挑战赋予政府和金融系统的权力。因此，如果区块链帮助政府移民机构获得损害自由的信息控制能力，那当然是应该受到质疑的。

只要有战争、饥饿和不平等——更不用说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威胁，移民问题就一定是个常规话题。区块链能做的是帮助难民获得更透明、更慷慨的财政援助，保存他们的重要文件，并追踪申请过程，不出现任何人为错误。这是个不错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