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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铎子

在华为的历史上，曾有两大艰难时刻。

手机、汽车两大业务恰恰分别在这两大艰难时刻中诞生。

如今，“遥遥领先”已经成为华为手机的代名词，然而汽车业务却在三个月内接连转让享界、智界和问界。

从此华为再无整车品牌，重申：

“不造车！”

华为的艰难时刻

2002年，在华为的一次会议中，桌子被拍的啪啪直响，任正非怒斥：

华为公司不做手机这件事，已早有定论，谁又在胡说八道？谁再胡说，谁下岗！

没成想，20年后，华为手机出货量却一度超越三星成为全球第一，之后更是成为“遥遥领先”的象征，不但打脸美国商务部部长，还成为中国赠与他国领导人的礼品之一。

对于这个结果，或许任正非也不敢想象，要知道曾经的华为公司正值至暗时刻，任正非自己则“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梦醒时常常哭”，甚至多次想要自杀。

1998-2002年间，本是中国通信市场疯狂扩张的关键时期，中国移动密集建设GSM网络，仅广东省的移动GSM就有高达上百亿的订单量。

然而，华为却由于押注另一条技术路线，不但错失这一扩张机遇，还让海量的投资打了水漂。

国内业务受阻，海外拓展也备受打击。

要知道欧洲可是2G技术的鼻祖，盘踞着诺基亚、爱立信等巨头，对于他们来说，华为就是一家不入流的企业。

如今的荣耀CEO赵明曾回忆当时的处境：“我们见（欧洲）客户，送都送不出去。”

业务上的困境带来人心的考验，华为的至暗时刻即将来临。

2001年，有着“任正非接班人”之称的李一男带领一众核心人员出走，瞄准华为弱点猛攻。紧接着是更多华为员工大喊“资本早期是肮脏的”的口号，逃离华为。

无奈之下，华为只能以7.5亿美元的价格，将承载通信电源业务的安圣电气卖给美国艾默生，以换取度过难关的弹药。

没曾想，华为的苦难并未停止。

2002年，国际通讯巨头思科也开始猛攻华为，以“莫须有”的罪名起诉华为，同时发动了大量美国媒体，“侵权几乎是中国企业的标配”，通过舆论打压华为。

受舆论影响，大量欧美客户纷纷暂停与华为的合作，甚至就连部分国内媒体也开始相信思科的论调，一起批判华为。

等到2003年，华为已经被逼到“卖身”边缘。

幸而，在任正非召集的高管会议上，少壮派们语气坚定，宁愿迎接苦战，也不要把公司卖掉，最终投票结果：不卖！

任正非精神一振，当即表示：我们迟早会和美国相遇，在山顶交锋，我们现在就要做好一切准备。

几个月后，任正非找到何庭波，下达了一项任务：“给你两万人，每年4亿美元研发经费，做自己的芯片，一定要站起来！”

紧接着，日后设计出麒麟9000芯片的海思成立，然后是最神秘的部门——2012实验室成立，下设诺亚方舟实验室、香农实验室、高斯实验室等，负责各种尖端技术的研发。

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下，华为为未来的崛起奠定基石，同时也为引爆2019年的大战埋下伏笔。

要不要造手机？

其实，华为本可不必经历这样的艰难时刻。

彼时，正是小灵通“狂飙”的年代。虽然从技术上看小灵通有诸多不足，但受限于中国通信产业的发展，消费者们只能捏着鼻子选择小灵通。

瞬间，通信行业的公司们纷纷投入到小灵通竞争中，其中UT斯达康一度靠着小灵通年营收超过210亿元，不仅成功上市，市值还一度超越国际巨头思科。

眼见友商赚得盆满钵满，很多华为员工开始坐不住了，做小灵通的声音越来越强。

然而任正非直接泼出一盆冷水“猪养得太肥了就不哼哼了，快钱赚惯了就不习惯赚慢钱了……”

在他看来，错过小灵通这种过时的技术，华为不过是失去了一大块利润，但如果错过3G时代，那华为才是损伤了原本的根基。

于是2000年12月27日，任正非在“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标语下，动情地说：你们这一去，也许就是千万里，也许十年、八年，也许你们胸戴红花回家转。但我们不管你是否胸戴红花，我们会永远地想念你们……你们为挽救公司，已付出了你们无愧无悔的青春年华，将青春永铸。

一声令下，华为正式开启海外进军，这天的深圳五洲宾馆，充满了悲壮的气氛。

押注3G，是一场豪赌。

华为不做小灵通，却有的是企业做。当时的华为在与运营商谈合作时，常常被晾在外面很久，理由也很简单：人家现在谈的（小灵通）是1000万的合同，你们才200万，所以你们等会吧。

如此重压，任正非也开始坚持不住了。

2002年，华为进入首次负增长，任正非深陷抑郁症的折磨，在拍桌子怒斥员工的两个月后，他终于还是松了口：

“纪平（时任华为CFO），拿出十个亿来做手机”

但同时，任正非还是要求，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公司的主营业务上。

正是在任正非的坚持下，华为一直没忘记自己真正的战场在何处，手机也仅仅是替运营商做堪比山寨的贴牌机而已。

终于，在2004年，华为迎来重要转折点。

如今高呼“遥遥领先”的余承东开发出分布式基站，并凭此成功拿下华为在欧洲的第一单。憋屈了多年的华为同事们，大哭一场。

此后，华为开始横扫欧洲的3G市场，订单升至全球第二，直逼爱立信。反观曾经靠着小灵通赚得盆满钵满的一众友商们，已经鲜少在主流市场上出现。

要不要做汽车？

熬过了第一次艰难时刻的华为，最终走到了与美国在山顶交锋。

这次交锋，大家都知道了。

2019年5月16日，美国对华为发起一轮又一轮制裁，几乎是以举国之力，联合打压华为，看衰华为的声音此起彼伏。

就在同一时期，外界流传出这样一个故事：

华为的六位高层集体投票表决是否造车，结果仅有余承东一人主张造车。

等到表决生效后，余承东又在华为心声社区留言，“若干年后，大家会看明白的。”

2019 年 5 月，华为车 BU 正式成立，明确“不造车，帮车企造好车”

又是在艰难时刻，上次是手机，这次是汽车，其实综合来看，华为的战略从未改变。

当年华为刚刚入局手机，也仅仅是为运营商提供贴牌手机而已，主要的精力还是被放在了公司的主营业务上，比如华为会给对主营业务有帮助的海思每年4亿美元，却只给了手机业务10亿元人民币，如此华为才真正成长为通信行业的领航者。

而等到华为真正做自己的品牌手机时，已经是2010年，彼时的华为站稳了运营商市场，正是需要开辟自己第二曲线的时候。

只不过，这次的华为看起来更为艰难。

比如，任正非明确提出，华为未来三年的首要任务是活下来，从追求规模转向追求利润和现金流。华为的各业务都需要更好地权衡投入产出比。

再比如，在被制裁后的2020年到2023年间，华为营收下滑高达30%，然而研发资金却增长了14%，每年超过千亿元的资金投入，而为了支持研发，荣耀和超聚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不得不相继出售。

也正因此，华为或许无法在只为扩大规模而非聚焦主营业务的汽车上投入太多。

当年，余承东接手华为手机业务的2010年，招揽了大量手机行业的老兵，外部专业人士一度占据团队的三分之一。任正非直言：不支持余承东的工作，就是不支持我！

可如今，余承东开启车BU，只能依靠由于手机业务萎缩而空闲下来的团队兼任，其中问界M9的设计团队就要同时设计华为手机。

巧合的是，在这样的艰难时刻，华为又一次加大对海思的投资，不但给予了“海思没有盈利诉求，只要我们活着，就会一直养着它。”的最大宽容，还特别成立了一家名为哈勃的长夜投资公司，对大陆半导体企业进行了广泛投资。

反观华为车BU，据外界评价，其不得不为了盈利，必须更快开始卖车证明自己，与赛力斯在燃油车基础上快速修改的SF5，在研发时间不足2年，产品力先天不足的情况下仓促上市。

可惜，虽然余承东极度渴望在汽车领域，为华为再打下一片江山。只是如今的任正非，似乎已无法再支持他摸着石头过河。

毕竟，华为眼下最紧迫的任务是：活下去！

时局艰难至此，华为必须坚持战斗。在华为军团动员大会上，任正非向世界发出掷地有声的最强音：

“我们要用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打出一个未来30年的和平环境……让任何人都不敢再欺负我们。”

（文章来源：花朵财经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