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已经成为近年来的新事物，对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既构成挑战，也形成了潜在的动力。有些国家将数字货币纳入重大金融创新的范畴，有些国家出台了严格的监管措施进行管制，世界各国对数字货币尚未形成共识。社会对于数字货币的态度褒贬不一，当前数字货币尚难以简单用好还是坏来评价。与其他事物一样，如果能够规避数字货币不利方面，放大其积极的影响，那么数字货币就有可能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所用。

数字货币与中国金融问题的契合点

结合中国的实际来看，虽然中国央行对于比特币等民间数字货币的发展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但却在积极研究开发官方数字货币，表明中国央行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的重视，然而，截至目前，官方数字货币却迟迟未能推出，这或许有其技术不成熟的问题，但也突出了该应用可能并不紧迫的因素，因为官方数字货币的应用仍然有待研究。从这个角度看，积极寻找官方数字货币的应用构成了数字货币能否较快发展的动力。

纵观全球，世界主要国家仍在探索数字货币的应用，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案例。在此背景下，中国如果能够在数字货币方面加快探索相关应用，寻求数字货币对当前重大经济金融问题的解决方案，那么中国不仅有望引领全球率先探索一套数字货币运行模式及应用实践，也能由此为数字货币的研究发展提供重要的动力。潜在问题是，数字货币的应用在哪里？很多创新的出现不仅自我创造新的应用，而且对传统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因而，数字货币对中国的价值有一个重要角度就在于它能否解决当前中国金融的问题。

要厘清当前中国金融的问题，就有必要对中国金融当前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金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但也面临着不少的挑战。最重要的挑战就是中国货币供应太高的问题。金融危机至今10年左右的时间里，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及中国央行等全球主要央行资产都增长了至少一倍以上，表明近10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投入货币总量超过了以往所有时间投入的货币总额，表明近年来市场货币供应不是不足而是比较宽松。

当前中国央行的资产已经超过美联储、欧洲央行及日本央行，高位运行的货币总量与有待完善的金融制度结合之后，形成了当前中国金融突出的几个问题。

一是金融未能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资本体外循环的挑战突出。二是大量资金通过商业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进入社会，引发了高杠杆问题。三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货币紧缩与扩张未能高效解决经济社会的痛点，房地产价格高位运行等问题突出。虽然近年来政府在积极寻找解决金融问题的对策，但当前相关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既为数字货币的创新实践提供了重要空间，数字货币等创新也为相关金融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希望。

潜在问题是，如何用数字货币来解决当前中国金融面临的挑战？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当前中国金融问题与货币体系的关系，因为数字货币本质上是对货币体系的深层次调整，而货币体系又是金融制度的重要基础，金融制度的很多问题与货币体系有着深层次的内在关系。现在来看，不管是高杠杆的问题，还是资本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问题，或者是房地产价格高位运行的问题，这些都有着共同的原因，那就是无法追溯货币的流向，导致无法对货币动向进行研判，事后也很难追责。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的重要区别在于，数字货币的流向具有可追溯性，数字货币不需要金融中介进行集中式的记账管理。不管是中央银行发行的官方数字货币，还是民间的数字货币，数字货币从创建流通之后，便具有完整的身份属性，即该数字货币的产权归属，不必借助商业银行等中心式的账簿，每个数字货币都有关于该货币流转的每个环节的信息，可以再现数字货币的运行轨迹，上述种种新的特性为解决当前中国的金融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官方数字货币解决中国金融困境的三重逻辑

从上面的分析发现，数字货币有可能通过货币渠道解决中国金融面临的挑战，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政府正在研究官方数字货币发行的问题，这为借助区块链技术解决当前金融问题创造了可能性。虽然民间的数字货币也是基于区块链技术，也具有解决金融问题的可能性，但由于中国等国家对于数字货币还比较谨慎，为了避免一步到位采用民间数字货币可能带来的未知挑战，当前可以通过创建官方数字货币的方法，将区块链技术运用于当前金融问题的解决之中，由此推动当代金融创新及金融问题的解决。

首先，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及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一方面，通过发行官方的数字货币，可以监控数字货币从创建之初到进入社会各个领域的全过程，对于每个数字货币是否长期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情况将有着全面的掌控。对于长期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数字货币，可以监控其基本运行特征，寻找这些货币未能进入实体经济的原因及特点，精准定位这些货币的所有权属，通过相关的政策调整或者风险警示，提示有关市场主体重视相关资产的管理问题，由此助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加强对各种显性金融风险的压力测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应对风险的能力。然而，结合实际情况来看，最大的风险往往来自于没有纳入监管的真空领域，各种超越金融监管的创新，促使资金大量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促使相关部门无法对这些问题进行压力测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央行推行数字货币，理论上讲，央行就可以监控到货币运行的全过程，监管机构就可以掌控全方位的货币流通信息，可以最大限度的压缩监管的真空，可以有效降低金融不确定性风险的问题。

其次，关于去杠杆的问题。通过紧缩去杠杆可能构成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通过通胀去杠杆又可能出现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未来要实现去杠杆的目标，不能仅仅着眼于降低社会杠杆率，而应更加注重杠杆的结构调整，使得政府、企业与居民的杠杆率相对平衡。当前杠杆率的突出问题是企业的杠杆率较高，政府希望通过债转股的做法降低杠杆率，但债转股容易诱发道德风险，有些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尤其是僵尸企业最终需要退出市场，但由于债转股可能使得有些企业浑水摸鱼，出现道德风险，最终可能将风险转嫁给商业银行，导致商业银行对债转股的积极性不高。在此背景下，政府希望通过降低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为商业银行提供增量资金，以此推动债转股等去杠杆政策的加速落实。

然而，虽然定向降准实施债转股的增量资金属于“带帽”资金，不大可能进入其他领域，这在理论上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忽视了资金的挤出效应，即“带帽”资金可能将原来用于支持债转股的资金挤出，使得这些资金通过市场被挤出之后，可能进入房地产等回报较高的行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用数字货币可以较好地解决相关问题。央行通过实行数字货币，促使商业银行的资金在各个环节上都可以追溯，如果发现相关资金进入债转股领域，同时又有大量资金从先前支持债转股的领域出来，那么就可以对金融机构等相关部门进行警示，提高债转股资金的效率，解决当前可能面临的“带帽”资金挤出问题，让去杠杆资金能够真正服务于去杠杆的目标，切实缓解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风险问题。

第三，关于货币政策效率的问题。一方面，数字货币对提高货币政策空间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传统货币政策通常受到零利率下限的限制，如果商业银行的利率低于零利率，那么储户可能倾向于将资金从银行提取出来而在家里存放现金，从而可能出现流动性陷阱的问题。但如果央行采用数字货币，那么央行对数字货币的利率调控将可以突破零利率的限制，因为数字货币没有类似现金的货币可以存放于互联网生态之外，从这个方面看，数字货币提高了货币政策效率。

另一方面，数字货币对于提升货币政策效率方面也有着重要的作用。货币政策通常具有总量意义，较难在结构上进行精准调控，因为传统货币政策通常采用数量型与价格型的政策工具进行调控，但不管是哪种工具，货币政策都面临着如何影响具体微观主体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传统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在此情况下，中央银行如果采用数字货币体系，那么央行就可以通过数字货币精准对社会某些重要的领域进行货币调控，同时可以监控相关货币资金是否确实按照货币政策指引进入所期待的领域，由此将大大提升货币政策的效率。

综合来看，数字货币虽然可能挑战传统的金融体系，包括金融监管体系，但数字货币代表着货币体系的巨大创新，能够为传统金融监管体系及货币体系提供重要的手段，监控或者引导社会资金流向，避免资金游离于监管体系而滋生不确定性风险，又能够更好的实现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从中国当前金融运行面临的挑战来看，数字货币能够为相关问题提供重要的解决方案，数字货币对于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促进全球金融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