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晓慧 北京报道

近年来，中国妇女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妇女就业规模继续扩大，农村贫困妇女人数大幅减少，妇女平等权利得到有力保障。但是，当前女性就业形势依然相当严峻。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举行了以“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如何促进妇女发展”为主题的研讨会。会上，国发院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研究员葛玉好从女性身心健康、劳动力市场表现、家庭责任、国家政策、妇联组织建设这几个角度，分析了妇女发展的现状，梳理了新时代妇女发展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并提出了新时代促进妇女发展的相关建议。

在葛玉好看来，就女性身心健康而言，存在女性面临严重的家庭――工作冲突、女性的生育能力下降和女性特有疾病发病率升高三方面的问题。

他谈到曾经做过的一个关于职业女性家庭工作冲突的研究，在研究中他们设置了关于“家庭劳动影响到工作表现”和“市场劳动影响到家庭责任”两大类的相关问题，发现随着孩子的个数增多，“家庭劳动影响到工作表现”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据2012年《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我国育龄人群中女性不孕不育率已经高达12.5%，北京、上海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不孕不育的发病率甚至达到15%以上。上世纪90年代初，育龄人群中不孕不育率还只有3%，上升速度令人吃惊。”葛玉好表示，女性生育能力下降，可能是由以下原因导致的：第一，婚育年龄推迟；第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第三，工作和生活压力太大；第四，环境污染；第五，流产和生殖疾病。产后抑郁症是困扰现代女性的一个健康问题，据相关研究指出，产后抑郁症发病率为20.9%。

从劳动力市场方面来看，女性从踏入劳动力市场之日起就遭受各种各样的歧视，如就业歧视、工资歧视、职业歧视、晋升歧视等方面。

“一份同样的简历，只要把性别从‘女性’改为‘男性’，收到面试通知的次数就会提高42%，这说明女性劳动者面临严重的就业歧视。此外，女性找到工作后她们的工作稳定性也低于男性，当劳动力市场面临负面冲击时，女性受到的负面影响更高，更有可能被解雇。例如，1997――2001年期间，国企改革造成很多职工下岗，女性下岗的比例更高。在这期间，男性的劳动参与率由92%下降为80%，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由84%降为65%，下降速度远快于男性。”葛玉好认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弱势地位主要是因为生育问题，但是生育行为对社会来说，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对整个国家有好处，对整个社会有好处，但对企业来说并不一定有好处。所以，生育成本肯定不能由企业承担，也不能全部由家庭承担，国家要多补偿家庭补偿女性，但是补偿的方式不是给企业，而是补偿到女性个体手上。

就目前来看，我国已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这个政策看上去只与家庭内部决策有关，但对女性的负面影响很大。由于全面二胎政策的实行，女性养育孩子和其它相关活动的家庭劳动时间大大增加，并且由于生育二胎造成职业生涯中断，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也会减少，有些女性还可能因为生育二胎而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

不仅如此，企业由于担心女性生育二胎影响日常的经营活动，对女性的就业歧视更加严重。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养老制度。男性和女性养老金缴纳比例和计算公式都是相同的，但由于历史原因，女性比男性退休早，平均工资水平比男性低，以后拿到的养老金数额自然会低于男性，造成女性老年贫困的现象比男性严重。在土地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为促进妇女发展，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一定要考虑社会性别问题。

除此之外，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潘锦棠教授、社会与人口学院宋月萍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艾丁、北京市妇联政策研究室孙竹君主任，以及国发院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孙文凯副主任、王湘红研究员、张琼研究员也分别就自己的关注的女性就业、健康、流动决策等领域进行了探讨。

其中，自2013年以后，宋月萍就有好几篇文章讨论了二孩生育对女性的影响，例如对女性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对女性工资的影响。另外也有论文提出了经济发展怎么影响女性发展，女性如何参与和共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这个领域的论文大多使用经济学比较优势的理论来做的，在理论上可能还需要一些创新。同时，宋月萍指出，从所有论文能发现的一个问题是，性别研究往往是女性自己跟自己交流，缺乏男性视角。

责任编辑：李明徽；主编：陈岩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