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绿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联科技），由莆田人张清森于2012年创立，公司主要从事3C消费电子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产品主要涵盖传输类、音视频类、充电类、移动周边类、存储类五大系列。

这家以数据线起家的企业，目前已经开启了其股票发行程序，即将正式登陆创业板。但市场对于其销售数据前后不一、科技含量是否达到市场预期，以及左手大额现金分红4.49亿元，右手IPO募集4.5亿元以补充流动资金的操作仍有疑问，而这也引发了对其上市后能否保障中小投资者的权益的担忧。

研发投入不足，科技含量饱受质疑

在科技行业，研发投入是衡量企业创新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的关键指标。然而，绿联科技自诩为高新技术企业，却在研发投入上显得颇为吝啬。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公司2019年至2023年的研发费用率从未超过5%，与行业领先企业相比，这一数字显得尤为寒酸。具体而言，公司招股书显示，2021年-2023年，绿联科技的研发费用率为4.54%、4.78%和4.50%，不及同期安克创新、公牛集团以及海能实业等同行可比公司的5.06%、5.91%和7.13%，且差距越拉越大。

图片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注册稿）

对此，绿联科技在招股书中解释称，出现此类情况的主要原因系该公司报告期内收入增速较快，导致其虽然在报告期内加大了研发投入的力度，但研发费用率仍低于可比上市公司平均值。的确，从报告期内的营收增速来看，该公司的营业收入由2021年的34.46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48.03亿元，增幅25.09%，三年内的复合年增长率为18.05%。不过，研发费用率算的一个占营收比情况，对于各家而言是同样的计算标准，那么公司在营收增长情况良好下情况下不更应该进一步追加研发投入吗？公司以上这一说法似乎不足以解释这显而易见的行业差距。研发作为科技公司的生命线，绿联科技在这方面的“节约”，无疑让人对其产品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深度持怀疑态度。

与此同时，绿联科技的专利结构同样令人担忧。在其庞大的专利库中，外观专利占据了绝大多数，而体现技术深度的发明专利却寥寥无几。

截至最新的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时，绿联科技已累积了超过800项境内专利和逾700项境外专利。然而，在这些专利中，仅有17项属于发明专利，却有高达1200项的外观设计专利的数量。这种专利结构的失衡，不仅暴露了公司在技术创新上的短板，也让人质疑其所谓的“科技”含量是否名副其实。

绿联科技核心技术人员的构成也引起了市场的担忧。招股书显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仅有3名，其中2名为大专学历，1名为本科学历。这种人才结构，对于一家拟上市的科技企业来说，无疑暴露了其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方面可能存在的短板。在科技行业，核心技术人员对企业的技术力量和创新能力至关重要。若核心技术人才短缺，可能反映出公司在技术研发领域的人才储备薄弱，进而影响其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的效率。

此外，绿联科技的线上销售依赖度极高，2020年至2023年上半年，通过电商实现的销售占营收比例分别为82%、78%、76%和74%。这种过度依赖电商平台的模式，也让人对其业务模式的可持续性产生疑问。随着平台服务费和推广费用的不断攀升，公司的利润空间被逐渐挤压，从而对公司的盈利能力构成了挑战。在电商巨头的阴影下，绿联科技如何保持独立发展，避免成为平台的附庸，是其亟需解决的问题。

销售数据前后矛盾，信息披露准确性堪忧

值得注意的是，绿联科技在IPO过程中披露的销售数据，出现了令人费解的矛盾。在先前的报道中，已有媒体指出绿联科技在首轮问询回复文件中，有关京东自营的交易金额存在不一致的问题。

根据绿联科技在2023年9月27日更新的首轮问询回复文件（2023年半年报财务数据更新版），第80页显示，绿联科技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向京东自营销售的交易金额（不含税）分别为34,252.07万元、54,287.25万元和67,633.71万元。而在第376页，绿联科技披露的2020年至2022年在京东自营平台的收入金额则为35,013.23万元、54,287.25万元和67,633.71万元。这两份数据在2020年的销售收入上存在差异。而对比绿联科技向京东自营销售的函证、访谈情况来看，经访谈获取的信息与向绿联科技获取信息一致，不存在异常情形。

图片来源：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关于首轮问询函的回复（2023年半年报财务数据更新版）

并且，文件第25页指出，绿联科技的线上B2B模式主要客户为京东自营，且应收款项由京东关联方上海邦汇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进行回款。第79页还显示，在2020年至2023年上半年期间，绿联科技均能及时、完整地收到上海邦汇的回款。然而，对于2020年销售收入数据的不一致现象，原因尚不明确。

在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透明度是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而绿联科技招股书同一时间段的销售收入数据竟出现了两个版本，这种明显的数据不一致，不仅让人质疑其财务数据的准确性，更对公司的诚信度打上了问号。

不仅如此，绿联科技在其招股书中所披露的高管履历也与公开信息存在出入。

招股书显示，公司有9位董事、3位监事、5位高级管理人员和3位核心技术人员。其中，董事兼总经理何梦新声称自2014年3月至2019年8月担任北京华语盛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但该公司成立时间却显示为2014年6月，比何梦新的任职时间晚了三个月。

另一位独立董事高海军在招股书中的任职时间与信隆健康年报中披露的时间不一致。招股书称高海军自2017年4月至2021年10月任深圳市中幼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而信隆健康年报则显示其任职至2022年10月。

此外，招股书未详尽披露高海军同时担任多家企业的独立董事情况，包括其自2017年11月至2023年11月在英唐智控的长期任职，以及2023年4月新增为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职务。这种情况可能指向信息披露的不完整或遗漏，华泰联合证券作为保荐机构，有责任对此进行核实。

大额分红与募资计划背后：股民利益何以保障？

在IPO前夕，绿联科技的分红政策和募资计划同样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

图片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招股书显示，2019年至2022年，绿联科技共有4次现金分红，金额分别约5000万元、1.7亿元、1.2亿元、5974.56万元，四年累计分红近4亿元。而在大额现金分红后不久，公司宣布计划在中国A股市场进行IPO，募集4.5亿元以补充流动资金。这种“左手分红右手补流”的做法，不免引发对其资金的真正去向和募资的必要性的质疑。

如图，按照股权结构，截至最新招股书签署日，绿联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张清森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直接持股50.3019%；副董事长陈俊灵持股19.2880%，亦是该公司的自然人股东之一，这意味着公司实施的现金分红大部分流入了张清森和陈俊灵的口袋。

图片来源：公司招股说明书

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大量分红资金并未用于公司的再生产和核心业务发展，而是被主要股东用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以及个人购房等非主营业务活动。

图片来源：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关于首轮问询函的回复（2023年半年报财务数据更新版）

董事长张清森从分红中获得税后18,298.67万元，其中11,924.24万元投资于银行理财产品，2,500万元购买保险产品，2,415万元借给副董事长陈俊灵购置房产，1,000万元用于偿还购房借款，剩余资金用于亲友购房周转及日常消费。副董事长陈俊灵获得税后7,136.28万元分红，其中5,242.82万元投资于银行理财和私募基金产品，1,673.86万元用于购房支出，其余资金用于房产装修和个人及亲友购房周转。

这种分红与募资的决策引发了对绿联科技资金使用合理性和公司战略目标的质疑。一方面，频繁的大额分红可能表明公司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但如果未能有效转化为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或业务扩张，可能会削弱投资者对公司未来成长潜力的信心。另一方面，如果募集资金确实是为了优化流动性、支撑战略实施，那么实控人、高管、外部股东在分红后大量购买银行理财、保险理财、房产等行为是否合理，是否应优先服务于公司整体战略目标，而非仅仅填补由于分红导致的资金缺口。绿联科技的这一行为将受到中国A股市场的严格审视。

近年来，不少拟上市企业在冲刺IPO前进行大额分红，随后又通过上市募资“补血”，引发市场和监管层的高度关注。新的监管政策将上市前的“清仓式”突击分红行为纳入负面清单，沪深交易所也明确了具体的监管标准。

通常，拟上市企业因资金不足寻求上市，理论上不应有大额分红能力。若强行分红，实则“掏空”公司，不仅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也损害了新老股东利益。反之，如果企业有能力进行大额分红，却仍以资金短缺、补充流动性为由申请IPO，这实际上是“套现圈钱”的行为，不仅占用了宝贵的上市资源，也影响了真正有融资需求的企业，降低了资本市场的资金使用效率。不管哪种情况，若拟上市企业不愿将利润留存用于企业发展或上市后与新股东共享，很难相信其上市后大股东和管理层会对中小股东和社会负责。

对于绿联科技上市后的表现，市鉴将持续保持关注。